用這個就對了

──阿多諾（Theodor W. Adorno），《否定辯證法》（Negative Dialectics）

　　本書探討的主題令許多人諱莫如深，它重新檢視了一九三○年代知識分子與右派政治複雜斑駁的歷史，以及兩者關係對於當前政治的意涵。

　　有些人一廂情願地認定，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反智現象，只能吸引罪犯與惡徒。然而時至今日，我們已然知道實情並非如此。當年歐洲大陸有許多知識分子菁英，爭先恐後地跳上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列車。畢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之後，民主政治的信譽已經沉淪到史無前例的谷底。我們不妨列舉幾位法西斯主義在文學與哲學領域的支持者，但只是冰山一角：容格爾（Ernst Jünger）、班恩（Gottfried Benn）、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）、施米特（Carl Schmitt）、布拉席亞緒（Robert Brasillach）、拉羅舍爾（Pierre Drieu La Rochelle）、塞利納（Louis-Ferdinand Céline）、德曼（Paul de Man）、龐德（Ezra Pond）、真蒂萊（Giovanni Gentile）、馬利內提（Filippo Marinetti）、鄧南遮（Gabriele d'Annunzio）、葉慈（W. B. Yeats）與劉易斯（Wyndham Lewis）。再者，馬克思主義學派著眼於法西斯主義經濟根源的詮釋，已經一蹶不振，因此我們對於極右派政治的思想淵源，實有必要嚴肅地重新探討。

　　知識分子與極右派的瓜葛關聯，在許多層面影響了當代的政治論述。歐洲的極右派政黨如海德（Jorg Haider）的奧地利自由黨（Austrian Freedom Party）與法國勒朋（Jean-Marie Le Pen）的國家陣線（Front National），在一九九○年代的選舉中大有斬獲。帶有種族中心與本土主義色彩的政黨，也在斯堪地納維亞半島、比利時與幾個剛解除桎梏的東歐國家趾高氣揚。因此評論家必然要一探究竟：法西斯主義的幽靈是不是已再度出現？

　　在學院的領域，後現代主義（postmodernism）向來受到尼采（Friedrich Nietzsche）、海德格、布朗修（Maurice Blanchot）、德曼等人學說的滋養，這些人都預示或實際淪為所謂的「法西斯主義狂熱」知識分子。可想而知，一幅令人憂心的景象已經出現：一九三○年代的反民主風潮正在死灰復燃，只不過這一回它是託身在學院左派的羽翼之下。這種淵源傳承令人憂心忡忡，猶如再度印證了一句歷史悠久的政治格言：「物極必反」（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）。

　　勢力龐大的後現代主義在今日似乎已陷入困境，除了畫地自限的學術界之外，它的「揮別理性」（farewell to reason）計畫一直未能落地生根。後現代主義關於人類解放的「後設敘事」（metanarratives）已然結束的大膽宣示，迴響也稀稀落落。更有甚者，當年以言論和行動激發「一九八九年革命」的東歐國家異議人士，已經成功地運用「人權」的論述來搖撼極權統治。藉由這種方式，一度被文化界左派貶抑為美國霸權工具的西方人文主義（Western humanism），又再度整裝出發。

　　一九八○與一九九○年代，學院左派曾經嘗試以「認同政治」（identity politics）這個旗幟鮮明的反普世價值概念，來取代關於民主合法性的論述；然而這種作法充滿矛盾、困難重重。認同政治是一種文化自我肯定的反政治（anti-politics），在憲政與法治基礎穩固的政治實體中，看似理據充分而且引人入勝。憲政與法治的條件能夠創造出一個政治空間，一道免於政府干涉的「魔牆」（magic wall），讓人們在探討文化認同各項要素的時候，不至於鄙夷踐踏其他與之競逐的認同要素。但是在憲政法治保障付諸闕如的地方，例如波士尼亞（Bosnia）、盧安達（Rwanda）與阿爾及利亞（Algeria），認同政治卻會引發難以言辭形容的悲劇。這些前車之鑑應驗了政治現代化的一條金科玉律：要確保相互包容與共存共榮的價值，程序民主的正規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。以當代政治理論的術語來說就是，這些地區的經驗印證了「作法正確」優先於「用意良善」。

　　事後回顧，後現代主義認定「理性」與「進步」的體制化只會導致宰制（domination）的強化而非解放，傅科（Michel Foucault）的作品在這方面最言之鑿鑿；但這種觀點實在過於犬儒，而且經不起實證。一九八○年代與一九九○年代橫掃東歐、南美洲以及（較具試探性）亞洲的「第三波」（Third Wave）民主化風潮，已經彰顯了民主人文主義的歷史貢獻，確實能夠之久遠。相反地，我檢視了一九三○年代以降的例子，發現從原則層面敵視民主價值的心態，很容易就會帶來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後果。

　　當代最大的諷刺之一就是，法國既是公認的後現代主義哲學發源地，也是後現代主義消沉最快、最徹底的國度。從一九七○年代到一九八○年代，人文主義形同一座堅強的堡壘，足以抵擋「革命主義」（revolutionism）的倒行逆施，後者在東歐、毛澤東的中國、波布（Pol Pot，曾經留學巴黎）的柬埔寨，引發沒有人可以否認的災難。法國知識分子很快就體認到，後現代主義者軟弱的相對主義立場，欠缺道德上與觀念上的資源，無法抗衡暴政在國內與國外造成的不公不義。因此法國知識分子他們重新肯定人權，視之為當代政治不可逾越的一道地平線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後現代主義在今日的式微，與近年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。人文主義的復興意謂著後現代主義的凋亡。極權政體是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經驗，它加諸予我們一項新的定言令式（categorical imperative）：讓蘇聯的勞改營（Gulag）或納粹的奧許維茲（Auschwitz）集中營從此絕跡。如今我們已經知道，民主與極權這兩種政權有無可化解的差異。儘管民主政體在實務層面留下許多敗筆，但仍然具備極權社會望塵莫及的內部政治變革能力。像後現代主義這樣的論述，一方面大力宣揚文化相對主義，一方面對民主規範態度模稜，顯然已經無法滿足這個時代在道德與政治層面的要求。

　　儘管本書的主旨是要探討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糾葛，其中有幾位是後現代主義的大師；但是我並無意將他們連坐入罪（guilt by association）。在歷史上，法西斯主義一心鼓吹富國強兵的價值，然而後現代主義的政治思想傾向於哲學的無政府主義，全面質疑包括民主在內的各種政治體制。從實務的觀點來看，這種態度意謂著後現代主義告別了現實世界的政治，轉而訴諸虛無飄渺、揣測紛紜的「政治」討論。

　　本書批判後現代主義另有一番目的。我關切的重點在於：就某個層面而言，後現代主義對於「理性」與「真理」的敵視，言之既難以成理，在政治上也是自廢武功。它對邏輯與論證的不信任已走上偏鋒，導致其信徒茫然無所適從，一遇上道德與政治問題就束手無策。為了實踐新尼采（neo-Nietzschean）學派「懷疑的詮釋學」（hermeneutic of suspicion），理性與民主被降格為無法信任的對象，從而導致政治上的無能為力：放棄在人世間採取有效行動的能力。專為一群門徒量身打造的深奧理論，恐怕會淪為虛有其表的作法，本身之外別無目的。

　　由是之故，後現代左派陣營正干冒風險，在民主最需要規範性資源的歷史時刻，將這些資源剝奪殆盡。每逢危機時刻，諸如當前全球對抗明目張膽危及人類基本權利與自由的恐怖主義，當務之急是維繫「最低限度民主」（democratic minimum）的要素。然而後現代政治思潮貶抑合縱連橫與尋求共識的重要性，轉而青睞認同政治與政治鬥爭，形同將這個傳統打入冷宮，也因此繼承了「左翼主義」（leftism）最有問題的特質：以犬儒心態認定，所謂民主規範不過是掩護既得利益階層的一道帷幕。不可諱言，民主規範有可能也的確會淪為一道帷幕，但是它們也提供了一股非常重要的倫理力量，足以揭露並轉化那些宰制社會的利益階層。過去三十年來，許多原先僻處邊緣的社會團體（女性、同性戀、少數族裔），在政治領域大有斬獲，驗證了一種海納百川的政治邏輯，顯示民主的準則與體制確實能夠讓政治與時俱進。將這些潛在價值完全揚棄，就等於是封殺了政治進步的可能性。

　　後現代主義界定（Note on Postmodernism）

　　「後現代主義」無疑是學術界用得最浮濫也最混淆的術語之一，因此基本的意涵釐清與界定有其必要。

　　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，主要濫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築與藝術的演進。在這兩個領域，現代主義美學的核心觀念如形式主義、困難性、深度以及作為「天才」的藝術家，都已經日暮途窮。因此後現代藝術另闢蹊徑，強調通俗化、實用化與平民化的精神，沃荷（Andy Warhol）的普普藝術（pop art）畫像，范裘利（Robert Venturi）的重新發現美國建築語法（「向拉斯維加斯學習」），都是這種新精神的反映。在視覺藝術領域，後現代主義標誌著從抽象表現主義（abstract expressionism）的錯綜複雜，轉向一九六○年代藝術界的「新直接性」（new immediacy）：歐普藝術（op art）、觀念藝術（conceptual art）、表演藝術（performance art）與即興演出（happenings）。至於建築領域，後現代主義隱含著對「國際風格」（international style）的排斥，撻伐千篇一律令人窒息的「玻璃與鋼鐵盒子」（包浩斯〔Bauhaus〕的功能主義），推行以隨機或特定的方式借用傳統手法。文學領域的後現代主義趨向，在於嘗試各種「後設小說」（metafiction）的可能性：探討或質疑文學自身存在理由（raison d’ête）的文學。

　　後來在「後結構主義」（poststructuralism）或法國「理論」（theory）的衝擊之下，後現代主義擴大攻擊現代性的認識論與史料學（historiography）預設觀念：客觀真理與歷史進程。一九八○年前後，後現代主義（藝術領域）與後結構主義（哲學領域）的信條，在北美洲學院知識分子的思維想像中融合為一。

　　本書論及後現代主義時，主要是指涉前文所述最後一種現象：以「權力意志」（will to power，尼采）、「主權」（sovereignty，巴岱伊）、「另一個開端」（other beginning，海德格）、「延異」（différance，德希達）或「另一種身體和愉悅的經濟學」（different economy of bodies and pleasures，傅科）之名，來否定現代性對於知識和文化的預設觀念。